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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第十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評獎現已正式揭曉。第十五屆哲社優秀成果獎共評選出150項獲獎成果，華東師大獲獎20項，其中：學術貢獻獎1項，黨的創新理論研究優秀成果獎2項，學科學術優秀成果獎17項。華東師大獲獎總數和學科學術獎獲獎數均位居上海市第二。

　　獲獎成果介紹：

　　學術貢獻獎

　　葉瀾《回歸突破:“生命—實踐”教育學論綱》

　　葉瀾，華東師范大學終身教授、“生命—實踐”教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范大學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所名譽所長、“生命—實踐”教育學派的創始人與持續領導者，擬獲上海第十五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學術貢獻獎”，以此表彰葉瀾教授在中國教育改革與基礎教育建設中所做出的原創性貢獻。

　　《回歸突破:“生命—實踐”教育學論綱》是葉瀾教授20年“新基礎教育”研究、30余年教育學基本理論和方法論研究的集成之作。全書由“導論”和“上/下編”共五章組成。

　　其中，“導論”從理論反思、實踐探究、方法論更新和學科元研究四個方面，整體呈現了“生命—實踐”教育學派“回歸突破”的生成過程。上下兩編分別集中回答了教育學作為獨立學科的兩大基本問題：元研究層面的“教育學是什么”和基本理論層面的“教育是什么”。

　　上編重在回答清楚“教育學是什么”。作者首先對3000年“學科觀”之演變與當代更新作了基于學術深察的教育學清思。以此為據，再對當代中國教育學人的學科觀進行了總體式的學術評析，并從研究對象、學科性質和方法論三個層面對教育學進行了學科奠基式的重建，明確了教育學作為“復雜綜合學科”的獨立品性。

　　下編進入對教育學基本概念“教育”是什么的回答，對“生命—實踐”學派的基因式概念“生命”與“實踐”作了多層次、多維度的深度解讀。進而，不僅從結構、過程、功能等多維度表達了“教育”豐富復雜的內在規定性，體現了教育實踐、學科發展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當代科學哲學在教育學中的匯聚，而且通過對寓于文字中的中國文化傳統之內核、智慧與境界的教育學解讀，形成了“教育是點化生命的人間大事”、“教天地人事 育生命自覺”的中國式表達，體現了“生命—實踐”教育學的中國原創性。

　　在此意義上，本書不僅是葉瀾教授的學術大成之作，且可稱是面向世界、發出當代中國教育學聲音的非唯一的代表之作。

　　學科學術優秀成果獎

　　一等獎：

　　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史論》，2018年5月出版于人民文學出版社

　　《中國近代小說史論》，是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項目。作者長期致力于中國古典小說史的研究，學術功底深厚。本書是作者先前出版的《中國近代小說編年史》的后編，以概念辨析為研究的起點，比較分析了近代小說、清代小說、晚清小說與二十世紀小說等概念異同。梳理了道光末至同治末小說創作及理論的狀況，探討了近代小說發展體系變化格局的初顯，糾正了以往與小說發展實際不相符的結論，對“小說界革命”及其后之轉向進行了實事求是的描述與分析。作者依據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對一些近代小說史上十分重要但以往未進入研究視野的問題進行了闡述，如日報小說、盜版、小說轉載、小說專刊、翻譯小說等，對近代小說理論變化的歷程、動因與結局進行了描述與分析。

　　高瑞泉《動力與秩序——中國哲學的現代追尋與轉向（1895-1995）》，2019年11月出版于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19世紀晚期，中國文化精神發生了歷史性轉變，表現出對社會發展“動力”的強烈追求，至20世紀末則轉向對“秩序的重建”的關切，并探問“新軸心時代”的前景。圍繞社會哲學的雙重焦點，中國現代三大哲學派別分別從客體、主體和主客體交互作用出發提出其社會動力學；又分別以平等、自由和歷史連續性為基點，各自提出其社會秩序原理，并為其理想做出哲學辯護。基于宏闊的歷史背景，本書圍繞對“動力與秩序”的哲學論辯作深度的分析，提供了理解20世紀中國哲學史的新視角和新方式。

　　黃純艷《宋代的疆界形態與疆界意識》，刊載于《歷史研究》2019年第5期

　　宋代存在著點狀模糊疆界、片狀模糊疆界、帶狀清晰疆界和線狀清晰疆界等多樣疆界形態。影響疆界形態的主要因素是關系形態，疆界清晰程度與關系的對抗程度呈正比。宋朝劃分疆界的主要目的是現實安全應對，核心是分隔版籍與非版籍的民和地，保護賦役來源和直轄郡縣的安全，顯示了宋朝對待周邊關系時構建華夷秩序之外的實用主義面向。宋代疆界形態及其反映的觀念有其時代特殊性，但總體上是對中國古代自有傳統的承繼，并不具有變革意義，也不必用“近代性”加以闡釋。

　　王林輝《有偏型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變遷和中國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刊載于《經濟研究》2018年第11期

　　勞動收入占比下降已成為當前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現有文獻多從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轉型經濟體產業結構變化視角考察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然而，若將其用于解釋同一時期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趨穩環境中勞動收入占比的下降問題，解釋力和普適性則明顯不足。基于此，本文從技術進步方向入手，構建兩部門模型演繹有偏型技術進步對要素收入分配的雙重效應：一是產業內技術進步偏向性會非對稱地影響要素邊際產出， 改變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二是產業間技術進步方向變化， 會誘致要素跨部門流動和重新配置， 推動產業結構變遷， 進而形成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再結合供給面標準化系統法和我國三次產業數據， 測算有偏型技術進步及其對要素收入份額的影響。結果顯示， 在勞動收入份額變化分解的產業效應和結構效應中， 有偏型技術進步均發揮重要作用， 多數時期約1/3-1/2的勞動收入份額變化可以歸結于有偏型技術進步作用的結果；并且， 有偏型技術進步的作用表現出階段性特征， 在1996—2002年期間， 有偏型技術進步通過結構效應改變勞動收入份額， 而其他時期則主要通過產業效應發揮作用。

　　王一集《Longitudinal relations between executive function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in grade school: The role of peer difficult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刊載于《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19年8月1日

　　目前的研究調查了六年級學生（N = 485；48% 男性；65% 非洲裔美國人）樣本中，6個月內公開和相關受害、悲傷和憤怒失調以及抑郁和焦慮癥狀之間的縱向關系。 在同伴受害和內化癥狀之間或內化癥狀和同伴受害之間沒有發現直接的縱向關系，并且這些發現在性別和殘疾狀況之間是一致的。 對于有高發病率殘疾的青年，與沒有高發病率殘疾的青年相比，明顯受害與隨后的相關受害增加之間的關系更強。 通過悲傷失調發現了顯著的受害對抑郁和焦慮癥狀的顯著間接影響。 間接影響的強度不因性別而異。 調查結果強調了以學校為基礎的暴力預防計劃的優點，這些計劃解決了情緒管理問題，并嵌入了多層次的學校環境干預措施中。

　　文軍《我們時代的精神文化生活》，2019年5月出版于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書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旨在全面反映中國社會大眾精神文化生活的圖景。通過調查數據的定量分析以及個案文本的深度詮釋，深入剖析現階段中國社會大眾在日常生活方式、信仰、價值觀、文化樣式、信息傳播、家國觀念、民族國家認同、消費方式等維度上的現狀及其時代變遷，以揭示現階段我國社會大眾精神文化生活的現狀與發展趨勢。

　　周尚文《列寧政治遺產十論》，2018年7月出版于上海人民出版社

　　列寧，作為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俄國的創始人，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實踐者，他打碎了一個舊世界，建立了一個新世界，他是舊制度的摧毀者、顛覆者，新制度的創造者、保衛者和建設者。雖然他領導蘇維埃俄國的歷程不長，但卻留下了寶貴的政治遺產，無論是建立蘇共、奪得政權，還是在經濟建設、處理社會矛盾問題上的創新嘗試，都對后來的蘇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列寧政治遺產十論》既沒有一味地褒揚列寧的光輝事跡，也沒有隱諱他在蘇俄初期治國理政中的失誤，而是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評述了列寧作為蘇維埃領導人的功過得失。

　　學科學術優秀成果獎

　　二等獎：

　　陳衛平《中國哲學史研究第二次學術自覺的開端》，刊載于《哲學研究》2018年第12期

　　1957年召開的“中國哲學史座談會”(以下簡稱“座談會”)，是建國之后前30年規模最大的重要會議，目的是破除來自前蘇聯日丹諾夫以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軍對壘”為哲學史定義的公式化教條。如果說從胡適到馮友蘭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第一次學術自覺，即把中國哲學史從經學體系中獨立出來，構建了作為現代學科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那么，新中國建立后擺脫日丹諾夫定義的束縛，則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第二次學術自覺，即從變相的經學教條中解放出來，探索構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而“座談會”正是這個自覺的開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則使以此為開端的第二次學術自覺得到了接續和發展。

　　季瀏《我國<普通高中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2017年版)>解讀》，刊載于《體育科學》2018年第2期

　　我國第8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始于21世紀初，迄今為止已經走過15年多的歷程。普通高中體育與健康課程作為普通高中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整個高中課程改革一路前行，雖然道路并不平坦，但取得的成績成就有目共睹。為了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深化課程改革，促進課程更好發展，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人才，教育部于2014年底同時啟動了普通高中各個學科課程標準的修訂工作，體育與健康課程標準與其他所有學科課程標準一樣經過歷時3年多的修訂，最終由教育部正式頒布。本文首先介紹《課程標準(2017年版)》修訂的背景，主要從黨和國家對人才培養的發展要求、國際課程和體育課程發展的新動向以及我國十多年高中體育與健康課程改革的經驗等方面來闡述；其次對《課程標準(2017年版)》的課程性質與基本理念、學科核心素養與課程目標、課程結構、課程內容、學業質量與學習評價、實施建議等進行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和討論。《課程標準(2017年版)》重點強調要把培養學生的學科核心素養作為本課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學科核心素養引領課程目標、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學習評價等，對學生學業質量的評價也是集中在學科核心素養形成的程度和水平方面；非常重視在體育與健康教學中，通過創設復雜的情境、學練結構化的知識和技能、保證適宜的運動負荷、進行多樣化的體能練習等促進學科核心素養的形成。

　　劉成國《王安石年譜長編》，2018年1月出版于中華書局

　　王安石既是文學史上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又是北宋著名政治改革家、思想家，是現代歷史研究和文學研究中繞不過的人物。本書在前人編纂王安石年譜的基礎上，主要按照年、月、日，對王安石的一生做綜合性考述，包括其家族、世系、字號、里貫、生卒年，科名、仕履、功業，創作成就和學術造詣，交游網絡，家族盛衰等。在材料的搜集、問題的考證、思想的闡發、方法的探討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讓讀者可以全方位了解王安石其人其事。

　　馬德浩《人口結構轉變視域下的上海體育發展戰略研究》，刊載于《體育科學》2019年第4期

　　從年齡，性別，家庭，階層，空間5個維度分析上海人口結構轉變對體育發展戰略的影響，得出以下主要結論：1)人口深度老齡化要求積極發揮體育的健康促進價值；2)青少年人口占比萎縮要求轉變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模式；3)男性人口預期壽命相對偏低要求加強男性體育參與干預；4)出生性別比相對偏高要求重視女性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5)家庭穩定性下降要求強化開展家庭體育；6)空巢老人數量增多要求為其提供有針對性的公共體育服務；7)橄欖型階層結構日趨形成要求激活中等收入人群的體育消費牽引作用；8)新社會階層人口規模的壯大要求關注其體育參與情況；9)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要求保障農村居民的公共體育服務供給；10)人口區域分布的變化要求科學統籌公共體育資源布局。

　　茅海建《戊戌時期康有為“大同三世說”思想再確認——兼論康有為一派在百日維新前后的政治策略》，刊載于《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1期

　　文章根據康有為弟子在《知新報》《時務報》上的言說，查證康有為在戊戌時期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再次確認了康有為的“大同三世說”及其傳播范圍。“大同三世說”有其革命性的理想，說的是未來，也有其階段性的規定，說的是當下，中間有著很大的差距。康有為一派為此設計了“自上”“自下”兩套變法方案。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所行的是“自下”之策，康有為在北京所走的是“自上”之路。當北京的“自上”之路突遇光明后，康有為也調整其政治策略。

　　任海濤《校園欺凌法治研究》，2019年4月出版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本書研究了校園欺凌的概念、類型、成因、危害、法律責任等基本問題。同時，提出了綜合治理的措施，包括欺凌者與監護人“中間性處罰”體系構建、班級反欺凌策略、網絡欺凌治理策略、社會組織介入校園欺凌治理策略等。 同時，本書為中小學校提供了一個完整的《校園反欺凌手冊》，可以幫助中小學校長制定本校反欺凌政策。本書對于我國校園欺凌的研究可以填補該方面法治研究的空白，為反校園欺凌提出對策，并為相關法律法規政策的出臺具有促進作用。

　　譚帆《“敘事”語義源流考》，刊載于《文學遺產》2018年第3期

　　“敘事”經由《周禮》，史學和文學的語義流變，構成了完整的語義內涵，而在小說領域得以融合和發展。在中國古代，“敘事”內涵豐富，絕非單一的“講故事”可以涵蓋，這種豐富性既得自“事”的多義性，也來自“敘”的多樣化。就“事”而言，包括“事物”“事件”“事情”“事由”“事類”“故事”等多種內涵；而“敘”也包含“記錄”“敘述”“解釋”等多重理解。對“敘事”的狹隘理解是20世紀以來形成的，并不符合“敘事”的傳統內涵，故“敘事”與“narrative”的對譯實際“遮蔽”了“敘事”的豐富內涵，而厘清“敘事”的古今差異正是為了更好地把握古代文學尤其是古代小說的自身特性。

　　吳剛《論中國情境教育的發展及其理論意涵》，刊載于《教育研究》2018年第7期

　　情境教育的核心是教育的重大問題——兒童的學習與發展，其實質在于通過優化學習境脈，起學生情感以激發“學習投入”；以情境為中介，通過互動與活動重構學生與社會生活及世界意義的關聯，以增進學科理解。由于情境本身的時空特性，情境教育還顯示了一種教學介入社會空間的生產關系。有關課堂空間的情境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前景。

　　嚴佐之《“朱陸異同”歷史文獻匯編》，2018年7月出版于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書主要匯集編纂歷代文獻中論述“朱陸異同”之單篇文章，以及重要之論述章節，包括相關之序跋、札記、語錄、書信等。其時間斷限，上自朱、陸及其門人后學，下至清末。其所輯錄之資料，據著者之生卒時間為序編排；同一著者之文獻，據輯錄之資料所依據之文獻先后為序編排。并于其前簡要介紹所輯錄文獻之著者生平、學術源流及其著述情況。

　　楊國榮《“事”與人的存在》，刊載于《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7期

　　作為人的廣義活動，“事”不僅展開于人存在的整個過程，而且內在于人存在的各個方面。人通過“事”創造新的天地，并由此重塑存在。“事”既與行動相聯系，又體現了人的本質力量并關乎情意的參與，行動的印記和情意的負載在揚棄“物”的本然性而賦予其以現實性的同時，又使“事”獲得了多樣品格。“事”不僅改變對象，也影響人自身，在“能其事”的過程中，人又進一步“成其德”。做事的過程既作用于物，也與人打交道，人與物互動的背后，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事”的展開，則以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為背景，并構成人與人之間交往關系形成的現實之源。人的存在與價值關切和意義追求無法分離。作為人的活動， “事”也具有價值內涵，并與意義的追求相聯系。

　　黨的創新理論研究獎

　　速繼明《改革開放四十年“資本”觀的歷史生成與實踐發展》，刊載于《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8年第4期

　　1978年，中國啟動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道路。改革開放通過承認市場經濟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以經濟社會發展現狀的反思為依據，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指引，以具體的實踐原則為出發點，從最初對資本的抽象理解到資本的反思性認知，再到資本的辯證實踐邏輯，逐漸形成了“私有資本”和“公有資本”在“批判”與“建構”中共存的局面。本文通過梳理改革開放40年中國共產黨資本觀的嬗變歷程，把資本的張力及其界限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實踐邏輯中進行考量，旨在以一種理性自覺對資本予以時代審視，探析這段不平凡改革歷程的經驗與啟示。

　　曾剛《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科學基礎與路徑選擇》，2018年5月出版于人民出版社

　　《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科學基礎與路徑選擇》以筆者曾剛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項目“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研究”為依托，從復合生態系統論、壓力-狀態-響應模型、評價指標體系等學說和分析方法的視角出發，系統地論述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科學基礎，并結合東部中等發達的山東萊蕪、東部發達的上海奉賢和長江三角洲地區進行的大量田野調查資料，從一體化發展、產業轉型升級、新型城鎮化、生態特區、人地關系協調等方面，論述了我國不同類型區生態文明建設模式和路徑選擇。

　　此外，該書還介紹了美國伯克利和克利夫蘭、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等國外生態城市、生態島嶼建設經驗，并闡述了域外經驗對我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